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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乏无节制的凶狠犯规和暴力冲突事件

*编者按:一场比赛出现19张红牌会是怎样的场景?在足球发展的历史上,不乏无节制的凶狠犯规和暴力冲突事件。而在这篇来自于TheseFootballTimes的文章中,作者丹-威廉姆森就为我们讲述了在那段充斥着暴力的足球时代里的一场典型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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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年2月的一场巴西地区联赛中,维多利亚和巴伊亚的球员们发生了一场造成10张红牌、8张黄牌的冲突,并令比赛不得不以取消告终。双方的冲突始于巴伊亚的维尼修斯在打进点球之后颇具煽动性地在主队球迷面前庆祝,而此举惹怒了维多利亚的球员们。

该事件在爆发后迅速登上了全球媒体的头条,那些常常忽视南美足球积极一面的英国主流媒体都对此做了报道。

无论是在南美社会,还是延伸至南美足坛来看,暴力行径都绝非新鲜事。或许是由于这样的事情从现代足球的视角来看过于罕见,因此这次特别的冲突有着极为恶劣的影响。而这样的足球环境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的足球充斥着野蛮和暴力。洲际杯,这一由南美解放者杯冠军与欧洲冠军杯冠军来角逐世界冠军的赛事的出现,更是成为了几个关键事件发生的原因。

1967年,阿根廷的竞技俱乐部与苏格兰的凯尔特人俱乐部在乌拉圭首都进行了那场著名的蒙得维的亚之战,两队在主客两回合的较量后依旧难分胜负,最后不得不将蒙得维的亚作为中立场地进行最后的决战。然而这场附加赛却充斥着凶狠的飞铲、挥舞的拳头以及无数从看台扔下的投掷物。

(译注:决赛首回合凯尔特人在主场1-0取胜,次回合竞技以2-1将总比分扳平,但由于当时没有客场进球的概念,因此在总比分2-2的情况下,双方还要在中立场地进行附加赛来决定冠军的归属。在这场比赛中,竞技球员们的犯规十分粗野,这令凯尔特人的球员们失去了冷静。竞技与凯尔特人的犯规数高达30-21,被驱逐的球员数则为2-4,实际上更多的犯规被当值主裁忽视,而在球员被罚下场时,甚至要多次动用防暴警察来到球场护送球员离开。值得一提的是,在比赛第88分钟被裁判驱逐出场的凯尔特人球员伯蒂-奥尔德甚至拒绝离场,继续踢完了余下的比赛。最终,竞技以1-0的比分战胜了凯尔特人,并成为了历史上第一支赢得洲际杯的阿根廷球队。在竞技绕场庆祝冠军的时候,乌拉圭的凯尔特人球迷开始向场内投掷物品,最终令球队只得滞留在场地中央,最终由警察护送回更衣室。这场比赛造成的影响十分糟糕,凯尔特人的传奇主帅乔克-斯泰恩就称,“即便给我这世上所有的财富,我也不会再带任何球队来南美比赛。”包括路透社、队报在内的欧洲媒体都做了负面报道。这也令70年代的多支欧冠冠军以各种原因拒绝参加该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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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南美足球与欧洲足球在俱乐部的层面相遇时,意味着的不仅仅是技战术层面上的对抗

几乎与“反足球”划等号的奥斯瓦尔多-苏韦尔迪亚所执教的拉普拉塔大学生在1968-1970年连续参加了3届洲际杯,他们先是战胜了曼联,随后输给了AC米兰和费耶诺德(译注:苏韦尔迪亚是第一位通过研究对方球队战术制定比赛策略的教练,他也是战术犯规的先行者)。而这几场比赛全都充斥着粗野的动作和犯规。这样的景象很难称得上是那个号称“摇摆的六十年代”时期所代表的自由、新潮、放纵,比起一个多姿多彩、翩翩起舞的年代,这种比赛更像是彼此挥舞着拳头。

1966年世界杯对于裁判执法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而从球队的层面上讲,对阿根廷和英格兰之间的关系也十分重要。英格兰队主帅阿尔夫-拉姆塞曾为阿根廷的球员们贴上了“动物”的标签。而在那场1/4决赛的英阿大战中,阿根廷队的队长安东尼奥-拉丁的被罚出场无意间促进了红黄牌制度在1970年世界杯上的出现(译注:当值主裁判以拉丁不服从判罚为由,将其罚下。在当时的规则下,裁判有权对球员进行警告和驱逐,但具体的尺度和评判标准并不规范)。当时的裁判委员会主席肯-阿斯顿,正是在这场比赛的赛后,于回家路上等待红绿灯时受到了启发,从而提出了红黄牌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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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世界杯上的英阿大战促进了红黄牌制度的形成

而在1971年的南美解放者杯上,阿根廷的博卡青年对阵秘鲁的水晶竞技的比赛在场面残暴程度上绝对是殿堂级的,共有19名球员得到了红牌。那不但是足球历史上最丑陋的夜晚之一,也是足球这项美丽运动的一个污点,有着最为肮脏的冲突。

水晶竞技是以秘鲁甲级联赛冠军的身份进入到南美解放者杯的,这也是他们队史18个联赛冠军中的第4个。博卡青年则是继1969年后,成功卫冕了1970年的阿根廷全国锦标赛的冠军。与这两支球队同组的还有罗萨里奥中央和秘鲁体育大学,博卡正是在此前的阿根廷全国锦标赛决赛中战胜了前者,而后者则是水晶竞技在利马的同城死敌。

在三轮比赛过后,进入小组赛后半程的4支球队没有拉开积分差距。秘鲁体育大学以4分位列榜首,积3分的博卡青年和水晶竞技紧随其后,垫底的罗萨里奥中央也有2分入账。

在那场于糖果盒球场进行的恶战的16天前,博卡青年做客秘鲁以0-2的比分完败水晶竞技。因此,在1971年3月17日这天,博卡寻求着一场复仇。比赛在当地时间的晚上8时40分开始,这场比赛的直播信号通过卫星还传输到了秘鲁当地,这也是秘鲁电视史最早的直播节目之一,而这意味着这个安第斯国家的民众可以通过电视这一在当时还很新颖、别致的媒介观看实时的比赛情况。而在此前一晚,秘鲁体育大学刚刚被罗萨里奥中央逼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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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比赛预热海报

与双方在小组赛的首次较量相比,水晶竞技没有做出任何人员变化,他们期望能够用同样的阵容再次迎来一场胜利。尽管水晶竞技的胡安-奥尔维戈索在禁区内的射门先声夺人,但在6万名狂热的博卡球迷的注视下,主队先是由豪尔赫-科克补射建功,随后安赫尔-罗哈斯在胸部停球后以一脚力量十足的近距离抽射破门,从而以2-1的比分逆转了局势。下半场,卡洛斯-帕胡埃洛在博卡门将鲁本-桑切斯做出扑救后近距离补射将比分扳平(译注:原文称博卡是在2-0领先的情况下被扳平的,但根据比赛记录,实际上水晶竞技在比赛中率先打入一球)。

从那时起,比赛的火药味开始越来越浓了。随着两队的攻势愈发猛烈,球迷们对于客队的敌意也渐渐加深。在比赛的后半段,两队就像是在进行一场篮球比赛一样,双方为了那粒至关重要的制胜进球,你来我往地发起一波波攻势。

在比赛即将结束之际,博卡方面再次谋得进攻的机会,罗伯特-罗赫尔在禁区内倒地。然而乌拉圭籍主裁判亚历杭德罗-奥特罗认为博卡球员是自己主动摔倒的,拒绝吹罚点球,这令主场球迷愤怒不已。

在这次寻求点球未果之后,博卡队长鲁本-苏涅在比赛恢复进行后铲翻了阿尔弗雷多-克萨达,令局势进一步紧张起来。顺便提一句,这位球员在退役后不久曾受生活困扰而一度试图从7楼跳下自杀。紧张的局势也蔓延至看台上,两队的球迷们乱作一团,顷刻间拳脚满天飞。

苏涅在角旗区攻击了对方的阿尔贝托-盖拉多;而盖拉多用一记飞踹回击,令苏涅的头部出现了一条事后被缝了7针的伤痕。这位博卡队长像是着了魔一样,需要好几位警察架住他才行。苏涅流血的形象成为了一个经典瞬间,也登上了阿根廷杂志《体育画报》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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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受伤的苏涅为封面的《体育画报》杂志

在当晚为博卡打入一球的科克也卷入了冲突的中心,他先后用脚踢倒了对方的埃洛伊-坎波斯和费尔南多-梅兰,不但令前者鼻骨骨折,更是令后者颅骨骨折;事后这两名球员都被送到附近的阿格里奇医院(译注:实际上袭击这两名球员的不止科克,他们遭到了博卡球员的围殴)。在冲突中,水晶竞技的奥兰多-托雷勇敢地与两三名博卡球员对峙,但遗憾的是,他的母亲在电视机前目睹了冲突之后情绪过度激动,不幸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

冲突过后,只有3名球员逃过了主裁判奥特罗的红牌,他们分别是两队的门将桑切斯和路易斯-鲁维诺斯,以及博卡青年的秘鲁籍后卫胡里奥-梅伦德斯。讽刺的是,水晶竞技球员拉蒙-米夫林尽管在冲突中始终保持着中立态度,但也吃到了莫须有的红牌;相反的是,一直处于冲突最前列的桑切斯却逃过了惩罚。然而,在如此大规模的冲突下,这次判罚上的“小失误”不应归咎于裁判。毕竟当年的球场可没有多机位的摄影机,更没有VAR方案(译注:在双方发生冲突之后,比赛直接以2-2的比分收场,原文对此未提及)。

当值的裁判们都选择回到更衣室“避难”,而主裁判奥特罗则坚持留在了喧闹的糖果盒球场的冲突中心。考虑到他当时的本职工作是警察,或许就不应惊讶于他这样的选择了,毕竟在他的家乡乌拉圭,当时的警察们已经习惯与左翼游击队进行对峙。

除了接受治疗的球员,其余参与到当晚冲突的球员们被送至距离糖果盒球场仅仅3个街区外的平松街道警察局内,双方球员们在那个晚上不得不被近距离地关在一起过夜。随后,他们都受到了为期30天的监禁处罚,但在外交等手段的加持下,他们很快就离开了监狱。

面对这样的事件,人们最初的反应的就是愤怒。在秘鲁,一伙愤怒的暴徒聚集在位于利马的阿根廷驻秘鲁大使馆门外。该事件在秘阿两国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双方媒体都以辱骂的方式报道对方的行径。博卡青年最终被驱逐出当届赛事,他们剩余的两场比赛都被计为对手获胜。人们甚至一度质疑阿根廷这样一个带有暴力色彩的国家是否还应主办1978年世界杯。考虑到后来的政治事件,可以说这样的观点带着极大的讽刺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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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报道截图

时任博卡主席阿尔贝托-阿曼多对此十分厌恶,他称自己对作为阿根廷人并涉及足球领域而感到尴尬,还曾要求足协对涉事的所有人施以最重的处罚。然而,两队的球员和工作人员都没有因此受到严厉的处罚。

水晶竞技的球员们在回到利马后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但由于这场糖果盒球场的恶战造成了多名球员禁赛和受伤,球队只得启用预备队和青年队球员递补参赛。他们在接下来的两场比赛中遭遇了惨败,球队在一球未进的情况下净失7球。

有人将这场比赛比作是二战中规模最大的战役,贴上了“足坛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标签。在那场苏联与德国及其盟友的战役中,5个月的时间里,共计有200万人被捕、受伤或死亡。将一场足球比赛比作是如此重要的历史事件的确显得十分荒谬,但相对而言,它至少反映出当时的糖果盒球场给人留下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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谴责、反思暴力事件固然简单,但有一点不应忘记,足球就是社会的一面镜子,而非其对立面。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残忍的武装专制统治席卷了整个美洲大陆,阿根廷也不例外。在1971年9月,也就是这场比赛的6个月之后,时任军方领袖亚历杭德罗-拉努塞将军承诺将在两年内进行民主选举。

然而这样的举措未能令这个脆弱的国家安定下来,它不但未能制止暴力活动,反而让一次次骚乱接踵而至。1973年,承诺的选举还是进行了,胡安-庇隆以胜利者的姿态结束了流亡生涯。但就在上任不到一年后,庇隆便去世了,整个阿根廷随即陷入到又一场危机中。1976年的政变令这个国家再次处于军事统治,而这或许是这个国家在历次军事统治中最为残忍的一次,其在7年的时间里造成了无数阿根廷人伤亡。

在1983年,阿根廷再次恢复了民主统治,庆幸的是,尽管政治暴力依旧存在于南美大陆,但它不再如曾经那般盛行了。在球场上也有类似的体现。尽管维多利亚与巴伊亚的那场骚乱登上了全球媒体的头条,但其吸引眼球的原因正是源于现代足球已经罕有这样的事件了。

在糖果盒球场那个夜晚的比赛绝对称得上是足球历史上场面和影响最为恶劣的比赛之一,在几十年前,类似的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幸好,尽管仍然偶有类似事件出现,但从整体来看,足球始终在不断前进和发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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